12宗罪背面北京农商行不良双升前高管涉房企纳贿

近来，北京银保监局在一天之内共开出四张罚单、安排总罚金为850万。其间，北京农商行因“12宗罪”独获两张，受罚金额占比挨近65。

因“违规发放土地储备借款”“借款资金被移用”等“12宗罪”，北京乡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农商行”）在一天之内收到监管方两张百万等级的罚单，算计被罚550万元。

3月2日，北京农商行被公示的巨额罚单，引发重视。这家2011年底即建立“IPO领导小组”的银行，被北京银保监局指明的“12宗罪”背面，记者注意到，其不良同比大幅双升、拨备覆盖率下降的现状，以及前副行长、前支行行长因涉房企借款纳贿而锒铛入狱的“往事”。

据北京银保监局的介绍，北京农商行本次首要违法违规的现实包含：（1）借款资金变相付出土地出让金；（2）违规发放土地储备借款；（3）借款资金被移用；（4）借款查询检查不尽职；（5）部分个贷事务违背北京市差别化住宅信贷政策；（6）错报小微借款“1104”报表数据；（7）违规批阅、发放借款；（8）违规展开收据事务；（9）违规展开债券代持事务；（10）违规处理信任资金署理收付事务；（11）理财事务严峻违背审慎运营规矩；（12）职工行为办理单薄等12条。

2020年度同业存单发行方案显现，北京农商行建立于2005年10月，由北京原127家法人乡村信誉合作社以建议建立办法改制组成而成，是国务院同意组成的首家省级股份制乡村商业银行。到2019年9月末，除总行本部外，北京农商行设有分支安排672家，均位处北京地区。

现实上，北京农商行在建立的第6年年底，即2011年12月6日就建立了“IPO领导小组”，将上市作业提上日程。据2011年年报发表，当年董事会的首要作业中包含：审议经过《关于建立北京乡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PO领导小组及作业组的方案》，清晰了本行IPO领导小组及作业组成员及责任，奠定了推动上市作业的安排根底。

时隔9年，北京农商行虽屡次在尔后的年报中提及上市作业及相关预备，但IPO方案一向未能如愿。北京农商行在2020年度同业存单发行方案中称，现在其IPO已全面完成法令、操作和流程层面的作业。

不良同比大幅双升、拨备覆盖率下降

相同来自2020年度同业存单发行方案发表的数据，到2019年9月末，北京农商行财物总额为9325.65亿元，各项借款余额为3897.80亿元。

北京农商行这一总财物的体量，在国内几大直辖市及“北上广深”（注：因为上海农商行仅发布到2019年6月末数据，未能列入记者计算）农商行同行们的比照中，仅比A+H股上市的重庆农商行（即“重庆乡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01077/HK.03618）低1016.27亿元。

但据2020年度、2019年度同业存单发行方案显现，北京农商行的不良借款余额与不良率，攀升起伏较高。尤其是不良借款余额，2019年第三季度末时发表的数据是上年同期的3倍，而拨备覆盖率也较上年同期降幅显着。

详细来看，到2019年9月末，北京农商行不良借款余额为34.9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11.40%（其不良借款余额数据在2018年同期时为11.23亿元）。到2019年第三季度，北京农商行不良借款率为1.04%，同比也增长了0.69个百分点。其拨备覆盖率也从2018年9月末的957.18%，直降到2019年同期的368.63%。

此外财政方面，北京农商行本钱收入比，到2019年9月末为34.33%。这一数据则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89个百分点。

在“北京农商行2019年盯梢信誉评级陈述”（下称“评级陈述”）中，评级公司联合资信点评有限公司（下称“联合资信”）对北京农商行给出的点评是：“事务的较快开展对北京农商行内部操控及危险办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金融监管趋严以及部分职业信誉危险露出等要素，对北京农商行的事务开展和财物质量，构成必定压力。”

评级陈述发表，到2018年底，北京农商行逾期借款余额为16.60亿元，占借款总额的0.53%；其间，逾期90天以上借款余额占到不良借款的99.77%。

房地产是第三大借款职业客户，曾有高管因纳贿致使资金被移用

在北京农商行本次被监管公示的“12宗罪”中，与“土地”、“住宅”相关占到3条；与“借款被移用”相关为1条。现实上，据评级陈述数据显现，房地产业是北京农商行排名第三大的借款职业客户。

从借款职业集中度来看，到2018年底，北京农商行前五大借款职业依次为：“租借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出产和供给业”，“房地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前五大职业借款余额算计占借款总额的比重到达50.20%。而北京农商行“房地产业”及相关性较高的“建筑业”，2018年底借款余额算计占比为16.85%。

针对房地产业，据评级陈述的介绍，北京农商行强化了对存量房地产客户贷后办理，严控资金监管，防备借款移用，标准押品办理，依据项目建造进展发放借款，保证借款用处合规、专款专用。

而现实上在房企客户的借款问题上，北京农商行从前出过“状况”。

在2017年10月10日与2018年7月6日，裁判文书网揭露的两则“弛刑刑事裁定书”与2016年3月24日北京银保监局官网正式发表的“终身禁业”罚单中，记者注意到一段关于北京农商行原副行长、原平谷支行行长，两位高管收受房地产公司贿金，致使资金被移用的“往事”。汹涌、新京报等媒体，也就这一事情进行过报导。

2014年1月7日，北京银监局确定韩立锋在任北京农商行平谷支行副行长、行长期间，使用职务便当，不合法收受别人给予的钱款，并导致该行很多资金被移用。韩立锋也因而被终身制止从事银职业作业。一个月后，即2014年2月18日，韩立锋纳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韩立锋曾收受北京春色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天润置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合计1318万元的贿金；韩立锋因而使用职务上的便当，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在北京农商行获取了4.7亿元的借款。同年6月，韩立锋被法院以纳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在被纪委带走查询时，韩立锋检举揭发了原北京农商行副行长司伟涉嫌收受北京春色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给予的10万美元、手表、金条等款物的现实。

北京市纪委官网显现，2014年1月23日，司伟因纳贿行为被北京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置。同年12月18日，司伟相同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纳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抛开借款纳贿现象，仅就银行的房产事务而言，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和记者说，作为区域性的金融安排，服务本地小微、扎根乡村金融，这两项是农商行的主责。可是咱们会发现，一些归于此类的区域性金融安排，存在违背监管对他们等待的状况。

“本质上，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安排，追逐赢利最大化，这是银行的一种内涵激动。因而，银行事务会寻求资金需求规划比较大、一起也可以供给一些土地或房产作为典当的企业客户，尤其是房地产类企业客户。因而，并不扫除有借款资金流向房地产职业。”陈文解释道。

关于解决之道，陈文认为，现在科技所表现的才能越来越强，监管科技（Regtech）的使用，在当时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监测的或许。“科技可认为监管方供给一些办法和监测手法，深化到银行的详细事务的操作层面上，进行数据盯梢监测等等。”

新京报